1965年7月初，初中总算是念完了，中考也熬过去了。

在教学改革的优惠政策下：即毕业考试加平时成绩相结合来决定学生是否毕业。

即：考试不及格但平时成绩不错也可以算毕业。

在老师的照顾下，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受惠于此，当然也包括我。

就是老师在平时将这些同学单独叫出来，告诉我们一些题的答案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也不管你会不会，第二天一上课，老师点到你的名字，你或起立作答或到黑板上书写，即使不全对但总能得3分，记的用心点没准还能得到4分或5分呢！

俄语老师、数学老师都这样帮助我们这些倒霉的学生，化学、物理在初中时不算主科，到了高中才成为主科，老师也就不管了。

在这种大环境下，真苦了我们班那些想上高中的好学生，他们在初三这一年里几乎得不到回答问题的机会!

中考决定着学生们将来是否能考上高中、中专、中技、半工半读或就业。

我原本就什么学也不想上，只想着赶紧就业，上班、干活、挣钱、帮我爸。

可老师吓唬我们，说不参加中考就不给分配工作，害的我们这些不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每人交2元考试费，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外语各5角。

中考的试卷难度可想而知，除了校名、姓名、班级、学号外基本无字可写，半小时交卷后不知寒碜的玩去了。

不管考试成绩如何，天知道中考得了几分？我总算是毕业了。

终于可以不上学了！

晚上再也不会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了，书都撕没了，作业本早就上茅房用了；再也不用背那些记不住的俄语单词和变格变位了；再也不用去搞懂角边角、边角边的关系了；再也不用望着那些大括号、小括号、平方、开方、圆周率去发呆了；终于再也不会被同学奚落、讥笑，窘迫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。

学校啊！

终于离开你了，再也不用迈进这个让我受尽凌辱、冷漠、心酸的大门，它使你失去自尊、感觉不到温暖、可憎的老师，你们再也无法整治我了。

考试通知下来了，当然什么也没考上，乖乖等待着分配工作。

每天在上班后的憧憬中度过----修马路、砸蜂窝煤、运垃圾、到西山去种树等等，干一天体力活，出一身臭汗，吃饱饭，晚上一睡觉，再也不用动脑子，那得有多美呀！

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最高追求。

而现在是每天睡到八、九点才起，中午吃完饭几个淘友就来了。

淘友----当然都是落榜生。

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游泳、去景山爬万春亭、去北海上白塔，四九城的瞎转悠！

累了就坐在家门道儿那儿侃大山，由封神演义到聊斋，由红楼梦到镜花缘，七大洲、五大洋、法兰克福、热那亚，就没有不聊的；还时不时因为世界上哪个楼最高、那条马路最热闹、哪儿最好玩、哪儿的东西最好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……

无聊的我们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快到7月底了，侯锦鸟接到了工作通知书，在王府井做点心；进入8月，刘秀美、张一分到北京电影洗印厂；王燕凹分到人民日报社；庄重分到西山林场；辛玉州、宋铁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；葛希鱼在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；李寿全分到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工厂；刘彦武分到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工厂；张华到服务局学做饭；别的班的、其他学校的、胡同里的没考上学的男男女女都被分配工作了，唯独没有我……

9月1号后，胡同里静下来了，什刹海也没多少人了，公园里也消停了下来，学生进了学校，有工作的人进了单位，我呢？通知书呢？找谁去问？无奈的我坐在院里发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家里只有我和我妈，吃起饭来索然无味，睡起觉来翻来覆去，该做点什么！

我不知道……

每天早晨起来都感觉一片茫然……出门溜达，别给自己找烦，别给妈添堵，别给街坊四邻找话茬。

出门顺着北新桥往南走，过东四再往南到东单，拐弯往西，路过天安门再过中南海，望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发呆。

由西单往北拐到了西单商场，不敢进，因为兜里没有一分钱，怕碰见卖冰棍的犯馋，走到了平安里往东走，都到北海后门了还不见多少人，走到地安门后又奔鼓楼，已经非常疲惫了，但不走也不成呀，烦恼暂无踪影，心里只想喝水吃饭。

又走了3里地------北新桥，终于到家了。

我这样隔三差五的走一趟，消磨时间，好像此时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了。

9月18号的清晨，邮递员的一声：“李光宇的信”

唤得我跳出家门，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浅色的牛皮纸信封，右下侧印着红色的------“北京市对外贸易局”

字样，左上方写着------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6号，中间写着------李光宇收。